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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史縱覽

周恩來與《共產黨宣言》

來源:中國組織人事報 發布時間:2022年07月12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周恩來在辦公。

  《共產黨宣言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,對于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都具有非凡意義。縱觀黨的歷史,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都是在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影響下確立信仰,走上革命道路的。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,周恩來很早就讀過《共產黨宣言》,這本書也影響了他的一生。

  東渡日本,“一線陽光穿云出”

  周恩來是從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信仰者的。1917年,周恩來以優異成績從南開中學畢業。他帶著“軍國、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”的期待,決定到已經開始工業化道路的日本去求學。臨行前,他寫下“大江歌罷掉頭東”的詩句,并與同學郭思寧相約“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”。

  在日本,周恩來大量閱讀社科類書籍,包括《社會主義神髓》《資本論》等馬克思主義著作。以《社會主義神髓》一書為例,作者幸德秋水在開篇的自序中就強調本書首先參考的文獻就是《共產黨宣言》,并特別介紹唯物史觀公式,這些都給周恩來帶來了思想上的啟迪和視野上的開拓。1918年7月至9月,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后在國內大量收購軍米,引起米價暴漲,嚴重影響百姓生計,這一情況導致多地爆發“米騷動”事件。日本全國共有33個縣,1/4的人口卷入其中。9月中旬,日本政府最終以出動軍隊的武力方式平息了這一事件。“米騷動”事件使周恩來認識到,國富和民強并不是自然關聯的,日本社會問題的尖銳很直接地說明了其發展道路并不完美。

  現實的沖擊,使得周恩來原來對日本抱有的期待破滅了。但是,周恩來在日期間讀過的那些遵循《共產黨宣言》原理寫就的著作,包括《震動環球的十日》《社會問題研究》《貧乏物語》等書,讓周恩來初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、資本論、階級斗爭學說等理論并倍感欣喜,他在《雨中嵐山》中曾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:“人間的萬象真理,愈求愈模糊;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,真愈覺姣妍。”

  五四運動,“思想是顫動于獄中”

  1919年初,在知悉母校要建大學部后,周恩來決定歸國報考新成立的南開大學。不久,因為在巴黎和會中的外交失敗,五四運動在北京率先爆發并迅速席卷全國。5月5日,天津學生第一時間響應,周恩來也積極參與其中,成長為學生運動的領導骨干。

  1920年1月,因為參與領導學生運動,周恩來在赴直隸公署請愿時被捕。在獄中的半年時間里,他和大家一方面積極與反動政府抗爭,另一方面集中研究社會問題。周恩來五次對獄友作演講,主題都與馬克思學說中的經典觀點有關。

  這是周恩來個人馬克思主義觀開始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,牢獄的歷練和人身的羈押,沒有讓他感到人生的彷徨,反而更加認清中國的現狀,催發了思想的升華。周恩來逐步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便是始于這段獄中生活,他曾跟友人說到,自己“思想是顫動于獄中”。同年8月,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譯本在國內問世,譯者陳望道。對于這部中文首譯本,周恩來給予了很高評價,他說:“我最早讀到的陳望道翻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這個譯本雖然有些缺點,但基本原理大體是正確的。”多少年之后,當長征結束周恩來在陜北接受埃德加·斯諾的采訪時仍念念不忘:“在赴法國之前,我從譯文中讀過《共產黨宣言》。”

  旅歐入黨,“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”

  周恩來出獄之后,無法再回南開大學正常就讀。這時,剛好趕上國內興起一股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。周恩來也想到歐洲去實地看一看,一方面了解當地社會真相,另一方面對比社會改造學說,然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,選擇一套適合中國的科學理論,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。1920年11月,周恩來終于如愿登上赴法的郵輪。到達法國后不久,周恩來又輾轉去過英國、德國、比利時等國家。

  當時的歐洲正處于一戰之后,社會上各種思想激蕩,主義思潮不斷。在英國期間,周恩來不僅注重課堂聽講,還把市井中的社會現象都作為考察項目。在那時,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。周恩來抓住馬克思主義學說得到充分傳播的有利條件,研讀了英文版《共產黨宣言》《國家與革命》等大量經典著作,訂購多份英法等國的共產黨機關報。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及工運現狀的考察,周恩來對各種主義思潮反復對比,與國內好友通信探討,最終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,由此確定了個人的政治信仰。對于這段經歷,周恩來后來回憶說:“在國內曾看到《共產黨宣言》,在法國又開始讀到《階級斗爭》(考茨基)與《共產主義宣言》,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”,“所以很短時間內,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”。

  1921年,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的周恩來,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,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。一年后,周恩來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,深切回顧了自己信仰確立的心路歷程,他說道:“我從前所謂‘談主義,我便心跳’,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,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。”“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,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!”就在確立信仰之時,周恩來得知覺悟社社員黃愛被反動軍閥殺害的消息,他悲憤地寫下詩篇《生別死離》表示悼念,并明確表示:“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,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。”

  革命生涯,“把它當作貼身伙伴”

  1924年,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,周恩來按照黨中央的要求,回國參加革命。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,周恩來始終把《共產黨宣言》當作貼身伙伴,學習它、宣傳它、踐行它。

  周恩來不僅自己經常閱讀《共產黨宣言》,還不忘利用各種機會對外推薦它。在黃埔軍校任職期間、北伐戰爭中、土地革命中,周恩來都積極在他所領導的軍校學生、革命隊伍、黨員干部等群體中傳播《共產黨宣言》。長征期間,周恩來把《共產黨宣言》放在隨身攜帶的皮包中;抗日戰爭時期,周恩來依然沒有放下對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學習和宣傳,他還在做統一戰線工作時,創造性地將《共產黨宣言》送給宗教界等各界人士,推薦他們閱讀了解;延安整風時,周恩來再次認真閱讀校正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還工整地在封面簽下個人姓名和閱讀時間、閱讀地點等重要信息。在德國馬克思故居紀念館,有周恩來閱讀信息的《共產黨宣言》復制本被作為中國領導人贈送的國禮,永久地保留在那里。

  對于《共產黨宣言》,周恩來充滿敬意和深情;對于它的中文首譯本作者,周恩來同樣如此。1949年6月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召開時,周恩來鄭重地對參會的陳望道說:“陳望道先生,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。”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,周恩來又殷切地對陳望道說:“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《共產黨宣言》當作‘貼身伙伴’,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我真想再看一遍。”“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,找不到它,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!”同年3月,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再一次見到陳望道,他說:“《共產黨宣言》你是參考哪一國的版本翻譯的?”陳望道回答說:“日文和英文,主要是英文。”周恩來就用英文和陳望道交談,并對《共產黨宣言》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,兩人還商討了翻譯上的一些問題。

  周恩來始終注意把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實踐中。他在處理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,提出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,對于確立知識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,具有決定的意義”;他將《共產黨宣言》排在14本推薦中央領導同志必讀書的首位,希望大家都來閱讀這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編輯:朱俊偉  程海軍    審核:李賢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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